重在后续措施完善

　　在实际中，被害人之所以愿意选择和解，除了熟人间的一时冲突，或是情节轻微等因素，往往还与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利益关照不足有莫大关系。

　　刑事诉讼法中规定，被害人由于被告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，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。但对物质损失的具体范围却没有加以界定。

　　即使被害人对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赔偿的请求成立，所能获得的民事赔偿数额也非常有限，判决后的执行则更为艰难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认为，对于因刑事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，通常的做法是“先刑后民”，民事诉讼处于“附带”、“从属”地位，国家吞并了个人，私人利益被消解在国家利益之中。

　　《公安研究》公布的数据表明，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平均在400万起以上，大约200万左右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。即使破案侦查并提起上诉，受害人获得了司法的公正，却没有得到实质的补偿。

　　一方面是公众对于和解导致判决不公的担忧，另一方面则是完全按照刑事诉讼程序，受害人却可能难以获得足够赔偿的困境。

　　北京市一中院的《意见》无疑有利于和解程序的规范，但只有在立法中明确确立刑事和解制度，完善和解后的相关替刑措施的同时，将民事赔偿从刑事诉讼中独立出来，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，才能既消解“花钱买刑”的忧虑，又使受害者得到合理、应有的物质补偿和心理抚慰。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