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××诉郝冬白、兰州晨报社、现代妇女杂志社侵犯隐私权案

2008-09-11

——李××诉郝冬白、兰州晨报社、现代妇女杂志社侵犯隐私权案

　　李××，男，易性癖患者，从小不能适应男性角色，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，1998年7月，李在医院做了变性手术，之后改名李×。

　　1999年5月，李×接受《兰州晨报》记者郝冬白的采访，向其诉说了一个易性癖患者接受变性手术的心路历程。

　　6月，《兰州晨报》刊登了郝冬白的采访稿，题为《走过男人路的女人——我省第一例变性人采访记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走》文”）。文章配发了照片，并有“变性人档案”。

　　8月，《现代妇女》杂志刊登郝冬白的投稿，题为《变性人李×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变》文”）。此文与《走》文大同小异。

　　两文均使用了李××的真名，并公布了其个人资料。

　　9月，李××向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起诉，以郝冬白、兰州晨报社、现代妇女杂志社侵害人身权利为由，要求法院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、公开赔礼道歉；判令三被告赔偿人身侵权损失（包括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）40万元，赔偿精神损失费15万元，赔偿因侵权给原告造成的直接损失3万元；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。

　　原告李×、诉称，1999年5月中旬，兰州晨报社记者郝冬白给原告打来传呼，称其听到原告做了变性手术一事，想采访原告。原告基于给兰州地区同样患有易性癖疾病的患者一份鼓励，希望让他们从原告的例子中学到一些东西，让他们鼓起勇气，勇敢面对现实，与疾病作斗争，也让兰州人民去理解易性癖患者的痛苦，见到易性癖患者多给他们理解关怀和帮助，使他们永远不要因疾病缠身而感到自卑或远离人群的愿望，接受了郝冬白的采访。

　　据原告的描述，当时采访的情形是：接到传呼后第四天，郝冬白来到敦煌，约李××到敦煌驼铃饭店门前见面，刚开始的采访是在驼铃饭店二楼客房部的大厅里进行，同时拍了三张照片，接着又到三楼客房部的一个空闲客房里面进行了采访。早上的采访进行了约半小时。下午的采访是在驼铃饭店前面的一个草坪上进行，也拍了照片。之后，郝冬白让李××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以及做变性手术的经过写一下。李花了一天多时间写好了一份稿子，交给郝冬白之后便离开敦煌，回打工所在地上班。

　　原告称，大概6月6、7日，郝冬白打来传呼，说稿子写出来了，原告即让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掉，用化名或“×××”代替，但郝在电话中以“稿子已写好，无法改变”为由拒绝了原告的要求。原告于是在电话中告知：如不改名，拒绝发稿。郝恍惚其词地挂断了电话。不料报纸出版后不但用上了真名，连照片也登了出来，自己的隐私被暴露得淋漓尽致，无任何保留。

　　被报纸曝光后，李××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，变性的事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李在其诉状中写道：

　　各种流言飞语和各方的压力也随即而来，首先是被单位解雇，在我认识的朋友眼中成了恐怖分子、魔鬼的化身。朋友远离我，用工单位不要我……当别人用道德的眼光和无情的批判为我下结论时，我是多么地伤心和失望，我真正感受到自己被人们所抛弃，被社会所遗忘，幸福离我是那么的遥远，我失魂落魄地徘徊在县城的大街上，温饱无保障，没有人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在苦苦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，可世界在哪里？归宿又在哪里？我对天呐喊，对地疾呼，但夜依然是那样的静、那样的黑，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只留下我孤寂无助的脚印。

　　原告诉称，此事发生后，原告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如意的工作。缓解情绪之后，原告给郝冬白打传呼，诉说了登报后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和压力，希望他不要把影响扩大。但郝一意孤行，在没有征求原告意见的情况下，就私自投稿于《现代妇女》杂志。杂志将原告父亲和继母的名字都登了上去，照片也多加了一张，这又一次给原告一个大曝光。《现代妇女》杂志是面向全国以及海内外发行的，《变》文使得原告“名扬天下”。原告接受不了来自各方的压力，又一次成了失业者。原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打通了郝冬白的电话，郝冬白称如果在敦煌找不到工作可以到兰州来，来了他给找工作。于是，1999年8月，原告来到兰州。但郝并没有帮忙找工作，甚至连他的人都见不到了，第一次见面不到10分钟就被人叫走。这种情况下，原告只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。

　　对于原告的起诉，第一被告郝冬白辩称，对于原告的报道的出发点是善意的，记者对原告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，原告勇于与疾病作斗争，勇敢地追求梦幻的现实以及他与世俗观念的不断抗争，这一切都使记者的心灵为之震动。记者采访的目的是发表，这一点原告当然也很清楚。其采访的时候，原告患有易性癖并在上海做过手术已经不是什么秘密，在他的家乡和所在单位几乎人人皆知。慎重起见，记者在脱稿后还给一千多公里外的原告通了电话，再次征求他的意见，在无异议的情况下才签发付印的。

　　郝冬白还辩称，被告虽然对原告提供的素材作了一些加工，但没有生编硬造和歪曲事实的内容。所谓加工就是结构作了一些调整，文字上进行了必要的修饰。被告依其文字功底力求报道写得生动感人。而使用原告的真名是经过原告允许的；众所周知，被采访者不明确表态，就不能公之于众，这是记者的起码知识和严格遵守的新闻纪律。

　　被告认为，报道不存在严重失实问题，其出发点是正当的，目的是弘扬一种精神，以鼓舞患者的坚强信念和信心，并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原告在无奈中作出的正确抉择。报道没有贬低原告的人格，没有侮辱原告的词句，社会对他的评价，没有因报道而受损。客观上的效应是激发了更多的人对原告的同情和命运的关注。因此报道并未侵犯原告的隐私权和名誉权。

　　对于原告诉称的侵犯肖像权问题，被告郝冬白辩称，法律规定公民肖像不能用于牟利目的，但报道不同于广告，其没有牟利目的，因此认为不构成侵犯肖像权。

　　第二被告兰州晨报社辩称，《走》文采访报道的动机和目的是善意的；《兰州晨报》遵循了严格的审稿制度，并对原稿进行了技术性处理。报道的基本内容不存在失实，且没有对原告有侮辱诽谤的言词。报道对原告的不幸遭遇和特殊经历充满了理解和同情。被告的善意行为和善良愿望给原告带来的是社会的同情和理解，而不是损害。

　　兰州晨报社称，对李××的采访是报社的职务行为，对李××的报道作品是职务作品，

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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